学科视野
- 读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有感
- 2023-02-28 作者：mjs3gzls 浏览：
泰中 顾园
犹记得大学期间曾阅读过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时过境迁，关于这本“小书”的内容只留下一个大致的轮廓和一些若隐若现的观点。这次趁寒假的时间，将书本重新翻阅了一遍。身份的转换，经验的积累，也使自己对本书有了更多的思考。在这里我将从“人事”在制度教学中运用角度整理一下自己的学习体会。
历史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关注的对象是人类以往的活动，主要活动是考镜源流，辨明真相，解读历史因果，揭示历史背后的规律，以传承文明，服务于个人、社会和国家的需要。从这个角度说，历史离不开“人事”。首先，历史关注的对象就是人事或人的思想创造，历史的研究和解读同样是特定时代的“人事”，历史研究的旨归也是“人事”，总之，历史何以如此，皆需要从“人事”上下功夫。
对于中学历史教学来说，“人事”就显得尤为重要。由于历史是一门经验性的学科，中学生由于缺乏应有的生活经验和阅读经验，在面对抽象生涩的历史结论时，往往一脸茫然，遂使学习历史的兴趣大为减弱，在政治制度的教学中尤其如此。因此，政治制度的教学中，我们应该关注“人事”，运用好“人事”。
在前言部分，钱穆先生便指出“本来政治应该分两个方面来讲：一是讲人事，一是讲制度。人事比较变动，制度由人创立亦由人改订，亦属人事而比较稳定，也可以规定人事，限定人事。”又说“某一项制度之逐渐创始而臻于成熟，在当时必有种种人事需要，逐渐在酝酿，又必有种种用意，来创设此制度。”可以说，制度因人而起，又因人而废，将“人事”与制度结合起来，才能厘清制度发展的来龙去脉，深刻洞察制度演变的实质。另外，我们今天学习历史，主要目的在于锻炼学生观察思考历史和现实的能力，形成正确的人生观、文化观、国家观和世界观。因此，如何看待“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也显得尤为重要。
一、对“人事”的再认识
钱穆先生指出：“要讲某一代的制度得失，必须知道在此制度实施时期之有关各方意见之反映。这些意见，才是评判该项制度之利弊得失的真实凭据与真意见。此种意见，我将称之为历史意见。……这些意见，比较真实而客观。待时代隔得久了，该项制度早已消失不存在，而后代人单凭后代人自己所处的环境和需求来批评历史上以往的各项制度，那只能说是一种时代意见。时代意见并非是全不合真理，但我们不该单凭时代意见来抹杀以往的历史意见。”这种认识，与我们常说的“理解之同情”“温情和敬意”有异曲同工之妙。也是我们在历史教学中可以深挖的学习范式，而且是培养学生历史思维的重要手段。例如，钱先生对中国古代“专制”与“法治”的认识，便是深入历史时代之后的一种观察。作者指出：
中国政治上的传统观念，对一意见之从违抉择，往往并不取决于多数，如西方所谓之民主精神。而中国人传统，则常求取决于贤人。……贤属质，众属量，中国传统重质不重量。中国人认为，只要其人是贤者，就能够代表多数。不贤而仅凭数量，是无足轻重的。”再比如，作者认为“中国传统政治，本不全由皇帝专制，也不能说中国人绝无法制观念。但中国政治史上所规定下的一切法制， 有时往往有不严格遵守的，此亦是事实。……中国过去的政治，不能说皇权、相权绝不分别，一切皆由皇帝专制。我们纵要说它是专制，也不能不承认还是一种比较合理的开明专制。它也自有制度，自有法律，并不全由皇帝一人的意志来决定一切的。我们现在应该注意在它的一切较详密的制度上，却不必专在“专制”与“民主” 的字眼上来争执。”并认为“由历史事实平心客观地看，中国政治，实在一向是偏重于法治的，即制度化的……我们的传统政治，往往一个制度经历几百年老不变，这当然只说是法治，是制度化。
在这里，作者的认识也属于“人事”，既是属于“人事”便可以有不同依据下不同维度的认识，我们可以引导学生对作者观点的再认识。事实上，在中国古代史上，“有治法而无治人”的现象比比皆是。选官制度的演变、赋税制度的演变，书中所说的“墨敕斜封”，汉代外戚与宦官干政问题，唐代宦官监军制度，明代宦官批红制度，无不体现这一铁律，由此，我们也可以说，中国古代政治本质上是一种“人治”，制度和法治时时都有被权力突破的危险。当然，我们这种已是一种“时代意见”，但是如能在历史课堂中引导学生深刻认识“历史意见”，并在此基础上得出“时代意见”，便是一种更高程度上的历史思维提升。
在本书中，钱穆对于法术与制度的看法则更靠近于时代意见，其受西方的公共精神的影响较大。强调制度出于公心，即那种在中国传统社会并不普遍的公共精神。在此基础上，作者对汉唐制度赞誉有加，而对明清制度则报之以更多的批判。钱穆先生对此的解释是少数民族的特权政治扭曲了早已存在于古代政治传统中的民主精神。事实上，或许中国古代政治传统中并不存在这种能导致民主的公共精神。正是这种公共精神的缺失，使得中国古代虽有皇权与相权的分离，然而皇帝可以轻易规避制度的限制; 政府虽然形式上是通过科举向社会开放政权，然而由此途径产生的官员并不具备民主精神，只是在不断地强化着对“家”的认同。无论是中央政府的制度还是选拔官员的制度，我们都可以看出浓重的家的色彩。此两种制度从外表来看或许如钱穆先生所说有着民主的色彩，然而其精神却与西方民主相去甚远。
二、从“人事”走进“制度”
人事是了解制度的重要渠道，对中学生来说尤其如此。在本书中，作者提供了很多典型例子，比如，在关于宋代科举制度的“开放政权”所带来的“冗官”问题，钱穆先生描写道“全国知识分子求官者多，得官者少；政府无法安插，只有扩大政府的组织范围。……于是政府中遂设有“员外”官、有“候补”官，所谓“士十于官，求官者十于士，士无官，官乏禄，而吏扰人”。“知识分子尽求上政治舞台去做吏， 仕途充斥，造成了政治上之臃肿病。读书人成为政治脂肪。”在比如，作者对清代“六部尚书”和“军机处”的权力运作的描写，充满了“人事”的画面感，能够帮助学生认识清代专制的非理性化。作者在解读清代寄信上谕时指出：
譬如是有关经济财政问题的，送给江苏巡抚，连户部大臣也不能看。若是有关军事的,送给两广总督,兵部尚书也不能看。在办理军机处的人,就叫军机大臣,名义上是大臣,照制度法理讲,并不是大臣,因为他是皇帝御用的,而不是政府的正式最高行政首长啊。这种上谕封好,办理军机处的印盖了，就交给兵部尚书,兵部尚书并不能拆看,只要他加一个封袋,直接发给受命令的人。如是则一切事情,全国中外各长官,都直接向皇帝发生关系,其他旁人全都不知道。这不是全国政治,都变成秘密不再公开了！
若是讲这些话呈现给学生，学生在阅读完之后对清代的奏折政治便有了深切的把握，无需老师废过多唇舌讲述。总的来说，人事是鲜活的，有生机的，学生通过制度中复杂的人事关系，更容易激发探究学习的热情。
三、以“人事”搭建历史与现实的对话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历史虽不可再现，但历史会以相似的场景再现，探求历史总归是回应社会现实的关切。纵观全书，在精神主旨上，面对五四以来学术界日益高涨的套用西方理论，笼统批判中国历史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浪潮，作者逆流而上，正本清源，欲还中国历代政治制度之本来面貌；在内容观点上，既能联系中国社会历史的全局贯通把握，又有对于某项具体历史事件的分析，管窥蠡测，眼光独到，揭示了中华民族精神与历史传统之所在。本书虽已出版七十余年，但书中回应的社会现实关切，我们今天依然还在做出回答，通过钱穆先生的讲述，我们可以引导学生感受先生的苦心孤诣，在对历史的体认和现实的反思中，在中外对比的视野中，找到历史与现实的通感。或许，走进“人事”之后，我们更容易撕掉历史名词的标签，感受历史和制度的善与恶。